韓語日語對漢語反哺的成因和差異

　　摘    要：　漢字和漢語在韓日兩國的傳播，對韓日兩國語言的發展和文字創造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后來，韓日兩國語言向漢語的反哺趨勢顯著，大量的韓日兩國語言的新詞流入漢語。本文從雙方相互借用的角度，分析了韓日兩國語言對漢語的反哺表現、反哺原因和反哺差異。分析發現，強勢文化在語言借用過程中起主導作用，而弱勢文化在借用過程中可能會失去自身的特色。

　　關鍵詞：　漢字; 漢語; 韓語; 日語; 反哺;

　　漢字是漢語言的載體，漢字隨著儒家經典及詩集等大量傳入韓日兩國。由于漢文化在歷史上對韓日語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韓日兩國都受容漢文化，并根據各自的特點進行了改造，形成了各自具有民族特色的語言文字。到了今天，中國又從后起之秀的韓日兩國引入了大量的新詞，這將導致不同語言之間的長期接觸、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借用，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語言系統，并出現了語言反哺現象。

　　對韓日兩國語言文化的研究一直集中在漢語言文化對韓日兩國語言文化的影響上，很少研究韓日兩國語言文化對漢語言文化的影響。通過韓日兩國語言對漢語的反哺現象的分析，了解韓日兩國語言對漢語反哺的差異，從而認識語言接觸中語言發生變化的機理，探索語言反哺研究的新途徑，為正確識別現代漢語中的韓日兩國漢字詞和進行相關語言的比較研究，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依據。

　　一、漢字和漢語的傳播與受容

　　自古以來，漢字和漢語一直是漢文化的核心內容和表現形式。公元3世紀左右，漢字傳入朝鮮半島，并經朝鮮半島傳到日本。在整個東亞地區，朝鮮半島和日本深受漢文化影響。漢字和漢語在朝鮮半島和日本的傳播對周邊國家的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漢字和漢語通過大量的儒家典籍和詩集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漢文化和漢字通過相互交流得到廣泛傳播。雖然朝鮮半島和日本在歷史、文化、社會和生活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漢字和漢語的傳播過程中，朝鮮半島和日本都有著同一種文字（漢字），他們更加廣泛地受容漢文化和漢字，豐富和發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創造了自己的文字體系[1]。
 

　　（一）漢字和漢語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受容

　　關于漢字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據推測朝鮮半島與中國的最初聯系可以追溯到“箕子去朝鮮”的傳說。在史料中，箕子去朝鮮的典故是中朝關系最早記載。西漢時期，漢文化傳入朝鮮半島。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在朝鮮半島設立了漢四郡。隨著朝鮮半島與中國交往日益密切，中國先進的文化制度開始傳入朝鮮半島。在這個過程中，必然輸入漢字和漢語。在朝鮮半島，人們剛開始讀漢語時，基本上是按照漢語的發音來讀的，但他們沒有及時受容漢語語音的變化。因為漢語不是與中國人交流的語言工具，它的主要功能是作為學習、閱讀和寫作等文化活動的工具，所以，對于當時朝鮮半島的人們來說，漢字和漢語并不是外國語和外國文字，而是他們民族精神財富的一部分。

　　公元372年，漢字版的佛經、字書和歷史書籍進入朝鮮半島。朝鮮半島三國（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個國家，以下簡稱“三國”）時期是其漢字使用史的開端。高句麗的《留記百冊》、新羅的《國史》、百濟的《書記》等史書都是用漢字文言文寫成的。漢字文言文成為了當時的通用語言。隨著漢字的普及，朝鮮半島的人也用漢字書寫歷史。

　　漢字和漢語在朝鮮半島的發展與儒學的發展密切相關。由于儒教的社會思想和理念有利于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和社會秩序，因此在三國時期、高麗時期和朝鮮（李朝朝鮮）早期，儒家思想一直被視為國家的指導思想。

　　公元7世紀前后，新羅統一三國后，促使大量漢字與佛教、儒學一起傳入朝鮮半島，漢字獲得了公用文字的地位。那時，要想成為社會上被公認的統治階級，就必須具備一定的漢文素養。

　　朝鮮半島受容漢字和漢語，后來他們又借用漢字的音和義來標記朝鮮語，即“吏讀”。公元4—5世紀，漢字在朝鮮半島被廣泛使用。然而，由于漢語和朝鮮語有很大的不同，很難將其運用到日常生活中，不能靈活準確地表達朝鮮半島人民獨特的思想和情感，因此，從三國時期開始，朝鮮半島就產生了一種借用漢字音和義的標記方法。這種標記方法后來被稱為“吏讀”，是朝鮮文創制前借用漢字的音和義標記朝鮮語的一種特殊的文字形式。從碑文來看，這種標記方法被廣泛應用于記載人名、地名和官職，就這樣，三國時期和統一新羅時期，他們在使用漢字的同時，創造了一種記錄漢字音和義的方法，漢字不僅是固有的文字，而且是用來書寫文章的工具。構成詞語時實詞大多用漢語詞，當這些詞進入句子時，通常會根據朝鮮語的語序，加上一些附加的漢字標記來表達語法意義，這些附加成分在朝鮮語中稱為“吐”。朝鮮半島在使用“吏讀”和漢文已經很長時間了，“訓民正音”創制后，3種書面形式同時使用，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2]。

　　在“吏讀”中，用漢字標記朝鮮語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只借用漢字的語音。在借用漢字識別朝鮮語時，只借用漢字的發音，使其盡可能符合朝鮮語的發音。這種識別方法完全忽略了漢字作為表意文字的意義，而只是把它的發音作為識別朝鮮語語音的一種方法。二是借用漢字的意思。在利用漢字的詞義來識別朝鮮語時，采用完全遵循漢字的本義和取漢字的隱含意義的兩種方法。

　　受封建社會等級觀念的影響，能夠學習和使用漢字的多是貴族階層，普通民眾很難有機會學習和使用漢字。而且，由于結合漢字創制的“吏讀文”有些也不適合朝鮮語的語音系統和語法結構，有時很難準確地標記朝鮮語言，因此，當時人們非常希望能有一種既適合朝鮮語語音系統和語法結構，又容易學會的文字。從統治階級來看，為了便于老百姓理解自己的統治政策，也有必要發明一種易于人民掌握的表音文字。就這樣，在朝鮮王朝第四代國王世宗的積極倡導下創制了“訓民正音”。

　　“訓民正音”完成于朝鮮世宗25年（1443年）末或朝鮮世宗26年（1444年）初，朝鮮世宗28年（1446年）正式出版。“訓民正音”意思是“教老百姓以正確的字音。但是，由于當時的貴族和知識分子仍然尊重漢語，鄙視新文字的使用，因此，朝鮮語被稱為“諺文”，只在民間流通。直到19世紀，朝鮮文字才成為朝鮮半島的民族文字。

　　（二）漢字和漢語在日本的傳播與受容

　　在引入漢字之前，日本沒有文字。日本史料《古史記》和《日本秘書》中，漢字首次被正式提及。據《古史記》記載，公元712年，太安萬侶按照元明帝的指示，編輯了古代神話、民謠。《日本書記》是奈良時代元正天皇指使舍人親王和太安萬侶等人編輯而成的史書，書中記載的傳說都是用漢字書寫。

　　公元284年，朝鮮三國時代百濟學者阿直岐受朝鮮百濟王派遣去日本宣傳佛教，次年推薦百濟學者王仁去日本傳授中國典籍。正是在這個時候，《論語》（第十卷）和《千字文》（上卷）傳入日本列島。公元3—4世紀，漢字在日本統治階級、貴族和上流社會中廣泛傳播。

　　公元5—6世紀，大量與儒學、佛教有關的文物傳入日本。于是，與古代官制、官職、日常生活有關的佛教術語和漢字開始傳入日本。公元7—8世紀，奈良和平安時代，唐朝的漢語發音傳入日本。此后，漢字成為日本的公共文字，漢字和漢語語音、漢字的“文言意識”在日本語言領域占據了最高的地位。

　　漢字剛傳入日本時，假名還沒有出現。日本人選擇了幾十個漢字來表達聲音，即“萬葉假名”。然后，他們把這些表音用漢字作了簡寫，以區別于表意用漢字，從而形成了今天的假名。《萬葉集》是最古老、最著名的詩歌總集，它包含了4 500多首從公元7—8世紀的和聲歌曲，它們都是用漢字書寫的。其中，既有貴族創作的歌謠，也有一般民眾的作品。壬申之亂（672年）后約90年，是真正的萬葉時代，也是漢字日語化的時代。漢字已經成為一種可以自由使用，有著固定表達形式的文字。《萬葉集》是日本人用漢字記錄詩歌的首次嘗試，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人對漢字的受容方式。作為記錄日語的唯一方式，人們不喜歡后世使用的羅馬字母，而是消化吸收了漢字的各種特點，使之用于日語，并逐漸形成了詩歌的表達方式。《萬葉集》最常用的方法是漢字的讀音，把漢字用作標記語音的符號，從而產生了“萬葉假名”，又稱“真假名”。這是日本文字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由于日本人從中國吸收了漢字和漢語詞匯，他們不僅照搬和應用漢字，而且還考慮了漢字的構詞方法，適應了日本人的表達習慣，并逐步采取了一些措施，使漢字和漢語詞匯成為了一種新的、日語化的漢字和漢字詞匯。這些字和詞匯成為了日本的“固有語”[3]。

　　隨著自身文化的發展，需要有一種能夠表達母語的文字。日語假名是在吸收漢字某些優秀因素的基礎上產生的。所謂假名，是通過省略或簡化部分漢字而產生的一種表音文字。片假名是利用正楷漢字的偏旁部首創造出來的，而平假名則是由漢字的草書演化而來的。這種假名棄掉了漢字的意義，只取其音。

　　最初，片假名用于佛經的注音，后來發展成片假名和漢字的混合形式。假名是在漢字和漢語的巨大影響下，在古代日本人長期的實踐中形成的。這不僅反映了漢字對日本文字的影響，也反映了日本對漢字的選擇性受容。

　　二、韓日兩國語言對漢語的反哺

　　韓日兩國語言不僅帶來了新的知識，而且豐富了漢語詞匯和漢語表達形式，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促進了國際交流、文化交流。隨著中韓日三國交往的日益頻繁，語言與文化的接觸也在向縱深和廣度拓展。大量韓日兩國語言的詞匯涌入漢語并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韓日兩國語言與漢語的不斷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漢語，使漢語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和變化，這有利于漢語的發展，擴大了漢語的詞匯量，豐富了漢語的表達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繁榮了中華文化。

　　（一）韓語對漢語的反哺現象

　　中韓兩國自古就有交往，文化上有許多相似之處。近年來，中韓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多，對文化生活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新事物、新概念帶來的必然是表達這些事物和概念的新詞的增加和豐富。與其他外來詞一樣，韓語對漢語也有影響。

　　1. 韓國影視劇與流行音樂的影響

　　以韓國影視劇和韓國流行音樂為代表的韓國文化正在席卷中國，無論男女老幼都深深地被這種獨特的韓國文化所吸引。韓國文化和中國文化有許多相似之處，兩國都處于東亞文化圈，都有儒家文化傳統，這是韓國流行音樂之所以更容易被中國觀眾接受的原因。近年來，韓國流行音樂的發展和變化出現在中國人的生活中，韓國的流行音樂大多生動易懂，它在民間很受歡迎。特別是嘻哈音樂以其自由奔放的特點被韓國年輕歌迷所接受，并逐漸成為韓國音樂的主流。大多數韓國歌手選擇邊唱邊舞的形式，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并走向了世界，得到了世界各國民眾的好評。中國年輕一代特別喜歡韓國嘻哈音樂，如韓國知名嘻哈音樂人徐正權、權志龍、鄭智薰等都是他們喜歡的歌手，這些歌手的名字和演唱的歌曲已進入了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中。韓國的嘻哈音樂，如“激怒神”“宇宙大爆炸”等在情緒上多是狂熱、浮華，表現了年輕人的叛逆心理，也代表了很多年輕人的心聲。還有民謠《阿里郎（）》和《大長今（）》也是中國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歌曲。這些韓國流行歌曲大都節奏歡快、強烈，適于跳舞，深受中國年輕人的青睞，在中國廣泛流傳。

　　2. 韓國飲食文化的影響

　　韓國的許多飲食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韓國的路邊小吃已經出現在中國人的食譜中，并且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歡迎。中國人在路邊小吃攤吃飯，最常見、最熟悉的就是來自韓國的“燒烤”“鐵板燒”“辣炒年糕”“紫菜卷”“大醬湯”“涼面”等漢字詞匯已經滲透到中國人的生活中。

　　3. 新興汽車工業的影響

　　韓國是后起的新型工業國家。韓國生產的汽車在中國也占有一定市場，比較常見的品牌有“現代”“起亞”“大宇”“三星”“雙龍”等，這些汽車的標志在路上隨處可見。當然，這些詞的表達在生活中也經常聽到。

　　4. 化妝品的影響

　　韓國化妝品對中國的影響很大。當人們談論韓國化妝品時，少不了對“夢妝”“菲詩小鋪”“蘭芝”等品牌的贊譽。而且，還有許多韓國化妝品的名稱已在中國使用。外來詞是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交往的結果。中韓之間的交流一定會帶來一些外來詞。

　　5. 明星的影響

　　韓國有些典范性的詞早就在中國流傳了，漢語直接將其收入使用，如“金達萊”“無窮花”“王子病”“公主病”等。“金達萊”和“無窮花”是代表韓國的花，也是中國人熟悉的花名。“王子病”和“公主病”是中國年輕人喜歡用的詞。“王子病”一詞形成于韓國影星金在沅與球星安貞煥的一個化妝品廣告。該廣告講述洗完臉白白凈凈的金在沅與安貞煥擦身而過，互相贊賞對方白凈無瑕的肌膚。由于二人在韓國很有影響，男士們火速仿效，“王子病”因此產生。“公主病”一詞來自韓國的喜劇電視節目《公主病系列》，該節目1995年開播就吸引了少女們的人氣而流傳下來。

　　近年來，韓國對中國有影響的原因之一，是其經濟和文化的快速發展。漢語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外來詞，豐富了自己的詞匯，這不僅增強了漢語的生命力，也有利于中國與外界的交流。

　　（二）日語對漢語的反哺現象

　　首先，漢字和漢語傳入日本創造了日本的書面語。近代日本與西方相遇時，用漢字和漢語詞翻譯相應的西方名詞和術語。這些日本翻譯的詞匯，在晚清、民國時期大量涌入中國。日語對漢語的明顯影響是語言的功能，它在豐富漢語詞匯的同時，也彌補了漢語詞匯的一些不足，對現代漢語產生了重大影響[4]。

　　1. 日語新詞豐富了漢語詞匯

　　日語對現代漢語詞匯的影響很大。日語擴大了漢語的詞匯量，改變了漢語中的同義詞，填補了中日文化差異造成的空白。例如，“料理”和“菜肴”、“昆布”和“海帶”。

　　“料理”在漢語中的本意是處理、整理，而在日語中則是菜肴的意思。日本直接用漢字料理來表達菜或飯的意思，都會在國家的后面加上料理一詞，如中國料理、韓國料理、日本料理等，但在中國似乎不會在國家的后面加上料理。

　　魏晉南北朝時期，高麗向中國進貢了一種黃黑色海藻，中國人把它叫做“昆布”。到了宋代，中國古籍中開始出現“海帶”。到了中日交流頻繁的唐代，日本古籍中第一次出現了“昆布”一詞。到了1930年，日本的“昆布”被引入大連，首次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種植時，當地人民就稱它為“海帶”。

　　另外，在將日語詞引入漢語時，總是要經過改造和加工，使其具有漢語化和規范化的特點。此外，漢語固有詞匯也產生了大量的同義詞，如“刺身”和“生魚片”、“寫真”與“照片”等。同義詞的使用可以反映事物之間的細微差別，更準確地描述事物，展現社會的發展進步，增強漢語詞匯的表現力。

　　新詞匯的產生主要有幾種方式：一是利用西文發音，創造發音相近的新詞，如“浪漫”“俱樂部”等；二是用日語中的漢字進行重組，如“服務”“政策”“應用”“想象”等；三是以漢字為素材，表達或“意譯”來自西方的概念，如“立場”“場合”“手續”“取消”等；四是用中國古代固有的詞匯，翻譯西方的概念和短語，如“憲法”“共和”“經濟”“法律”“社會”等。在日本被廣泛使用后，這些用法和詞語被引入漢語，大大豐富了漢語詞匯。

　　2. 增加了漢語詞結構的復雜性

　　日語增加了漢語結構的復雜性，如“血吸蟲”和“吸血蟲”、“快遞”和“宅急送”。還有“天婦羅”（てんぷら）的名字來自葡萄牙，是油炸食品，不能根據漢語的一般結構來分析。事實上，它們都是純文字。這些新詞的加入使漢語詞匯結構更加復雜，同時也促進了漢語詞匯的復音化。在中國古文中，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組成的詞很少，大多是一個字構成一個詞。日漢新詞的大量涌入，促進了中國現代漢語詞匯的復音化，詞義更加細膩，表達更加精準。

　　3. 豐富了漢語的表達方式

　　漢語屬于孤立語言，缺乏形態變化，日本新漢字的引入促進了漢語的詞綴化。早在近代，漢語就吸收了日語中的詞綴及其構成的詞語，呈現出形成新語義的趨勢。例如，從日本吸收“族”，構造了一些以“族”作為后綴的詞，如暴走族、御宅族、宅男一族、宅一族、被宅族、打工族、理性一族等，“族”已成為漢語中的語素。常用的后綴詞很多，如“學”構成的詞有財政學、經濟學、生物學、經濟學、歷史學等；如“家”構成的詞有外交家、教育家、音樂家、科學家、數學家、政治家、社會學家等；如“性”構成的詞有可能性、現實性、開放性、可塑性、伸縮性、知識性、連續性等；如“化”構成的詞有現代化、科學化、田園化、生活化、法制化、全球化、自動化等；如“式”構成的詞有速成式、問答式、簡易式等；如“者”構成的詞有讀者、作者、強者、弱者等。

　　除后綴以外，還有在漢語中引進了日語的前綴，如“超”“反”等，構造出了“超情感”“超裙子”“反社會”“反帝國主義”等詞；還有“宅”詞綴是由日語中的“御宅”引申而來，“御宅”（お宅）在日本原指熱衷于動畫、漫畫及腦游戲的人，而傳入中國后就引申出了其他意思。這些都是在受容日語借詞的基礎上直接或間接模仿翻譯出來的。

　　常用的前綴詞語也很多，如“宅”構成的詞有純宅、虛無宅、偽宅（家里蹲）、電腦宅、軍事宅、技術宅等；如“超”構成的詞有超低價、超音速、超高速、超自然、超標、超短裙、超喜歡、超愛等；如“準”構成的詞有準新娘、準媽媽、準方法、準軍事、準老公、準新娘等；如“反”構成的詞有反腐敗、反邪教、反貪污、反傳銷、反詐騙等；如“非”構成的詞有非金屬、非晶體、非物質、非暴力等；如“多”構成的詞有多云、多義詞、多口相聲、多基因、多媒體、多細胞等。

　　三、反哺產生的原因和差異

　　（一）反哺產生的原因

　　1. 求新求異的心理需要

　　新詞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求新求異的心理需要。同樣意義的“料理”和“菜肴”，“料理”則帶有一種異國情調。這種求新求異心理與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維方式的變化密切相關。

　　2. 通俗易懂，容易接受

　　韓日兩國都受容了中國的漢文化，并且都根據自己的特色加以變更形成了具有他們民族特色的文字體系。日本的翻譯通俗易懂，容易被人接受。“民主”和“科學”都是日語先出現的，之前中國叫“德先生”和“賽先生”。還有“物理”“電話”“資本”“經濟”“同情”“進化”等，中國過去分別翻譯成“格致”“德律風”“母財”“計學”“善相感”“天演”等。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中日之間的區別，一個追求復古，一個講求實用，通過比較就會知道為什么最后日本翻譯會被中國接受了。

　　這些新詞從出現到現在我們已經不覺得它們是日本詞匯了，在我們生活中已占據了重要的位置，豐富了我們的詞匯量。

　　3. 新漢字詞匯源于漢語

　　韓日兩國雖然拿了中國漢字去用，但意思并不完全一樣，并且發音也完全不同。可是，由他們創造出的新漢字詞匯，還是能夠讓中國人受容的，尤其以日語為多[5]。這是因為日文中使用的漢字本來就源于漢語，很多字面意思又完全可以被中國人直觀理解，所以，這些日本創造的新漢字詞匯又“進口”到中國，成為漢文化的一部分，如表現、典型、反映、反骨精神、局限、假設、教育、極端、解決、流行、論文、民族、美學、判斷、批評等。

　　4. 古代漢語中已存在的詞

　　從韓日兩國輸入的漢字詞，原先在中國古代漢語中早已有之，后來漢語從韓日兩國詞匯中又吸收使用了，如“飲食”這個詞出自“君子以飲食宴樂”（《易·需》）；“飲酒”這個詞出自“飲酒漿飲，俟于東房”（《儀禮·公食禮》）；“飲水”這個詞出自“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孟子·告子上》）。還有，“人民”出自《史記貨殖列傳》；“共和”出自《史記·周本紀》；“經濟”出自《晉書》；“文化”出自《說苑·指武》；“政治”出自《尚書·畢命》；“物理”出自《淮南鴻烈·覽冥訓》。

　　（二）反哺的差異

　　漢文化在韓日兩國形成了一個連續的漢字文化區。在韓日兩國語言中，日本向中國輸入了大量日本創造的和諧漢語，在中國社會和人文領域現代常用詞中有70%來自于日本。在中韓建交后的“韓流”影響下，韓國的語言文化也影響著中國的語言文化。韓語和日語向漢語輸入了大量的新漢字詞匯，但在現代漢語中，韓語對漢語的反饋很少。為什么存在這樣的差異呢？

　　1. 日本成為了翻譯的先驅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是西方思想、科學技術涌入東方的時期，客觀上對翻譯的需求很大。作為這一時期最發達的國家，日本成為了翻譯的先驅。到了現代，雖然韓國也很發達了，但是對翻譯詞的需求卻遠遠低于那個年代。另外，外來詞從意譯轉為音譯的翻譯是一個次要原因。日本明治時期在朝鮮半島使用的詞語也受到日本的影響，在此之前，它還受到了中國的影響。因為它不是一個文化強國，所以不能影響中國。在日本反哺中國的時期，朝鮮半島處于日本統治之下，朝鮮半島的語言對當時中國文化的發展沒有特定的影響。

　　2. 強勢文化對語言的影響

　　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的文化失衡，使得強勢文化在語言借用上占據優勢，而弱勢文化則可能失去自身特色，甚至被同化。日本把英語翻譯成日語后，漢語借用了日語。光復后，韓語拼音開始大規模取代表意漢字，韓國文化呈現出美國化和日本化的特點。中韓建交后，雖然有一些影響，但是影響力不大。

　　3. 語言結構中的漢字作用

　　就語言本身而言，日語中的漢字是文章的一部分，是具有語法功能的有意義的部分。在韓語中，漢字的主要功能是附著在混淆的韓語詞上來表達意思。例如，日語“人気（人氣）”“物語（物語）”，這類使用漢字的詞匯被借入漢語后，保留了日語原來的意思；“寫真（寫真）”，漢語指明星藝人等的個人特寫照片集，有時甚至把寫真暗示為色情畫集的意思。但無論如何，日語使用漢字的詞匯非常容易被借入漢語。但韓語拼寫方塊字，幾乎不可能翻譯出一個詞相對應的確切漢字，因為同音異義詞太豐富了。

　　4. 構詞方式合理且易采納

　　在日本早期，意譯被用來創造新詞，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經濟、科學、商業、干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等，全是來自于日語。由于這些詞的結構方式合理，符合漢語的構詞法，漢語容易采納，因此，這部分用漢字書寫的新詞匯被大量借用到漢語中。相反，由于韓語中的同音異義詞太多，除非有特定的韓語字組合或句型，以及特定的語境，才能比較明確地表達意思。漢語受容的許多日語漢字詞，韓語也從日語中受容使用了。

　　5. 日本漢字詞的創新精神

　　韓日兩國都受容中國的漢文化，并根據各自的特點進行了改造，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字體系。日本漢字詞具有很強的創新精神，不同于從中國古代引進的古漢字詞。中國現代漢語之所以受到日語的影響，是因為日本是一直使用漢字的國家。中國人把所有的英文概念翻譯成漢文需要下很多功夫，不如直接借用日本人的翻譯更簡便。大部分的外來概念在中文中根本沒有翻譯，是直接與日語中已有的概念結合使用的[6]。日本主動接受世界新技術和先進文化，與韓國相比，在語言詞匯的創作上有更多的成果。

　　四、結語

　　基于語言互相接觸中產生的正負面影響和語言文化遷移及其雙向互動關系，揭示漢字和漢語傳播與韓日兩國語言受容的方式，分析韓日兩國語言對漢語的反哺現象，這對“語言接觸”和“語言反哺”理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韓日兩國語言對漢語的反哺研究表明，社會發展不平衡導致語言文化失衡，研究先進國家向落后國家的語言輸入現象，這對于研究社會與語言的關系具有現實意義。在中韓日的語言接觸中，漢語進入韓日兩國語言后，由于受韓日自身語言體系、文化背景、社會經濟等因素的影響，形成了各自的語言體系，這對于構建語言互動中語言發展方向理論具有特殊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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